精神復元運動自美國80年代尾興起，後傳至英國澳洲等地，近年香港也出現以復元模式發展的服務。運動起源於服務使用者對生物醫學模式主導的精神科不滿，當被判斷患上精神病，也隨即被告知其病徵會伴隨一世，不要對餘下的人生抱有期望。復元運動推動者指出，即使是被視為重症的精神分裂也有復元的例子。復元路上病情可能反覆，但服務使用者也有權利活出有意義的人生，不受歧視。他們強調自主性，選擇自己的復原路，走出自己的人生。故此，「希望」被視為復元模式其中一個主要原數，為服務使用者賦權。

　　怎樣為服務使用者帶來希望？灌輸正向思維有時會適得其反。有研究指出希望可令人更脆弱，因為你所希望的不一定能達到，反過來會增加失望感。例如一個基層服務使用者，即使他精神狀態穩定、渴望工作，面對學歷歧視和殘疾歧視，他面對的是比其他人少的工作機會。即使有主觀盼望，但沒有客觀機會配合，希望也會幻滅。

　　那麼，面對病情反覆和各種歧視，如何在復元路上匍匐前進？筆者曾在英國訪問當地華人，了解他們的復元歷程，以及他們對未來的願望和想像(註1)。我發現希望不一定帶來賦權。訪問者的回應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受訪者清晰表達他們的願望。軒少年時被診斷罹患精神分裂，現在已復元，也不擔心病發，因為她找到宗教信仰的支持，讓她充滿希望。令她耿耿於懷的，倒是家人經常提起她的住院經歷。是基督徒的身份認同，令她有信心做一個「新的人」，與精神病史說再見。玲也能說出她的希望，但與軒相反，這願望卻讓她陷入失望的循環。玲喜歡看電視台的模特兒選秀節目，看到五光十色的舞台和閃耀靚衫，覺得人生有希望。於是她買名牌衣服，但失業的她因此欠下債務。為螢幕上纖瘦的模特兒著迷，也同時感慨自己除了身上肥肉便一無所有。消費主義和媒體造就普羅大眾對上流社會生活的嚮往，在階級分明的社會下，這種希望卻加深了低下階層的攀比和焦慮。

　　第二類受訪者談希望時比較小心翼翼。他們謹慎，是為了避免希望落空時會失落。美說如能完全復元，她想能自己開車暢遊英國，不用怕恐慌發作。但她強調「不敢希望」，因為即使安排好一星期的計劃，也可能因病發而不能如願完成。對美來說，希望很沉重。她覺得醫生也放棄她了，只叫她試不同的藥。所以「不敢希望」是一種保護機制。那她怎樣看自己復元的進度？當恐慌發作或情緒突然低潮，第二天她會問先生「我病發得好嗎？我有沒有亂罵你們？」當先生說她處理得很好，她就知道自己有進步。所以她以「病發得好」來面對反覆的病情，掌控自己的復元歷程。第三類受訪者迴避談希望。峰給我的感覺是不想想像未來。他在英國申請庇護，他在中國餐館工作，即使工作環境惡劣令他患上精神病入院，出院後也沒有其他選擇，不讀英語也沒有學歷，只能回到餐館去。他怕工友看穿自己有精神問題，於是自己困住，不同人溝通。但當聊到當初為甚麼去英國，他想起自己不想困在鄉下漁村，他想見識大世界，有很多東西想學想看。雖然他逃避談希望，在與他回想人生觀的過程中，他流露了想自主人生的渴望。

　　由受訪者的經驗可見，有時希望並不一定有利復元。促進服務使用者的自主性，可幫助他們在復元路上前進。個人方面，如優勢觀點主張服務焦點不在病理或個人不足，而是他的優點。要尊重服務使用者的自主性，看見他們在自身長期面對精神困擾也能發展自己的一套韌性。社會方面，要正視限制自主性的結構因素，如階級差異所帶來的焦慮、剝削的工作環境、和對精神病者的歧視，才能為復元創造有利的社會條件。

註1：Tang, L. (2019) Recovery, hope and agency: The meaning of hope amongst Chinese users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the UK.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9(2), 28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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