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些評論家用「代理戰爭」的角度觀察俄烏之戰，認為這實際是俄美兩大國的對決，但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普京明知一向烏克蘭開打全面戰，即正中拜登的下懷，首先會在國際間失去道德高地，繼而招來可令國家經濟大倒退的西方嚴厲制裁；即使吞併了烏克蘭，亦無法征服和管治之，特別在近年面對國內經濟下滑，這場普京口中的「軍事行動」只會加劇財政壓力，那緣何又甘冒犯天下而吾往矣？除了所謂的安全問題等表面理由，若要有更深一層的了解，便必須從文化根源說起。

　　事實上，這也不無諷刺，美俄同屬基督教文化國家。從宗教歷史來看，前者的新教乃是革了羅馬天主教的命，後者亦是從羅馬天主教分家而成的東正教，兩者同樣在宗教精神上自我賦予「救世主」的使命，從而引伸出「大國主義」。難怪美俄一直鬥爭到現在，從舊冷戰到新冷戰。不過，美國的「天定命論」較為人所熟悉，而俄羅斯的「彌賽亞意識」卻一直被忽略。

　　「天定命論」是美國立國時的信念。一群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來到北美征服該大陸，早相信他們便是神揀選的人，來領導世界。他們用基督教神學去指出日耳曼、盎格魯撒克遜、塞爾特及北歐雅利安人才是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後裔，是古代以色列人的後裔。因此，他們便自認為上帝「選定的民族」，而這也正是美國白人至上主義幫派所持的教義基礎。

　　美國這個天定命論帶領他們向世界各地擴張勢力，而這擴張背後，與美國資本主義發展也不無關係，在不斷尋找資源與巿場被天定命運包裝下，成為非如此不可的神聖任務。但原來俄羅斯其實比美國更早自覺是神的選民，堅負拯救世界的特殊使命。在《聖經》中，彌賽亞意指救世主，因此，自命救世主者皆稱之為「彌賽亞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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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395年羅馬帝國分裂成東西羅馬帝國，而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的東羅馬帝國建立另一基督教教會，稱之為天主教的「正教」，即東正教。10-12世紀初的「基輔羅斯」時代，羅斯大公弗拉基米爾一世欲借助宗教力量實現統一，便透過「羅斯受洗」把東正教引入羅斯，自此「彌賽亞意識」開始萌牙，期盼以宗教文化凝聚力帶領羅斯走向強盛。

　　後來基輔羅斯逐漸衰落以至滅亡，莫斯科公國隨之而崛起，接力為東正教的發展提供土壤。1589年君士坦丁堡4位東正教牧公開宣稱莫斯科為「第三羅馬」，這一理論旋即成為俄羅斯人「彌賽亞意識」民族文化意識的載體，並為追求國家強大獲得了宗教理論的依據。而「彌賽亞意識」和「第三羅馬」把莫斯科公國演變成王國，到了沙皇時代，便從宗教使命走向了政治使命，東征西討成沙俄大帝國。

　　雖然其後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成功，建立了無神論的共產蘇聯，宗教受打壓。但在某些歷史學家眼中，蘇聯的共產主義思想就是古老的「彌賽亞意識」的轉化。俄羅斯人對斯大林狂熱的個人崇拜也是「彌賽亞意識」的反映，而第三國際亦是第三羅馬的變奏。這種「彌賽亞意識」一方面令俄羅斯民族願意容忍苦難，成戰鬥民族，但另方面卻慢慢形成威權依賴心理，期待「彌賽亞式」的或「沙皇式」的人物掌權，這無疑對俄羅斯民主化發展構成阻礙。

　　今天的俄羅斯即使實行民主制後仍然是威權統治，即所謂的「超級總統制」。何況東正教自蘇聯瓦解後得到全面回歸和復興，「彌賽亞意識」進一步獲強化，而且已經完成其世俗化和本土化的過程，從渴望建立宗教上的「第三羅馬」，演變為期待俄羅斯全面的復興的期待，並建立起大國主義的強人政治和對外政策上的不妥協風格。

　　不過，葉利欽時代也曾出現親西方政策，可惜有著「天定命論」的美國自然不會願意與俄羅斯分享全球權力，而兩國的深層次文化結構早註定互不相容，加上俄國以西方藥方「休克療法」轉型失敗，成為二、三流國家，令西方國家居高臨下視之，傷害了俄羅斯人的自尊，深化自古已有的不安全感。而北約東擴意味要孤立俄羅斯於歐洲之外，遂催生敵視西方的民族主義激進政治力量，對西方愈強硬的領導人愈受愛戴，他們心中對彌賽亞式領導的追求又在作祟。

　　這解釋了普京為何不惜一切抗衡北約東擴和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攻打烏克蘭。在此之前的格魯吉亞危機，俄羅斯已不惜和美國決裂，迅速出兵平息了南奧塞梯衝突。總理梅德韋傑夫也公開表示，「我們對由此發生的任何後果(包括冷戰)都不會畏懼」，而新冷戰也的確再由美俄拉開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