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故事的人，如何說好另一個人的故事？《給十九歲的我》獲最佳電影：從爭議中看故事的意義

　　周日晚（16日），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舉行了頒獎典禮，一如既往，紅地毯、頒獎台上均星光熠熠；而大家最為關注的其中一個獎項——最佳電影，由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奪得。

《給十九歲的我》劇照

　　《給十九歲的我》由張婉婷導演執導，原本是母校的委託作品，記錄校舍搬遷下，校園及學生的變化，不過影片隨後演變成一部以人物故事為主的紀錄片，記錄了6位英華女校的學生的成長故事。影片從2011年開始拍攝，前後長達十年，不僅記錄了這群千禧年代的女生的校園生活、課外活動、家庭、朋友的互動，紀錄片也橫跨了這十年以來香港的社會事件，側面描寫動蕩下的時代故事。

《給十九歲的我》劇照

　　影片原本為內部放映，後來舉辦多場優先場，以及正式上映；票房、好評接踵而來，同時也獲得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的最佳電影獎，如此看來，一切均是往正面方向發展，但爭議也隨之而來。其中一位主角阿聆撰寫了一篇長文，並交由《明報周刊》獨家刊登；當中她提及作為受訪者一直反對電影作公映，並與當時所理解的紀錄片是供製作DVD給校友作紀念有出入；同時，亦提及電影首映後，因壓力尋求心理醫生，醫生診斷後表明作品「不適合放映」等控訴；除了阿聆，另一位主角阿佘也有提及自己曾拒絕拍攝，但卻被說成反叛，也表示不想公映，但在上映前，選擇了妥協；除此以外，有「牛下女車神」之稱的李慧詩也發文表示，自己是被通知出現在紀錄片內，質疑當年取得訪問的途徑與拍攝手法，而這也成為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給十九歲的我》在上映不久後，便因爭議宣布暫停放映。

　　自紀錄片出現對拍攝倫理及手法等問題的爭議之際，輿論一度發酵，讓原本好評如潮的影片就如過山車一般，直上直落；有人表示若看電影就是助紂為虐，也有有網民針對是否有觀看性發起投票。有類似經驗的音樂家黃家正也在社交平台撰寫了長文「你才是你人生的主角」，講述當年因拍攝同為紀錄片《KJ音樂人生》（KJ：Music and Life）後，對自己的生活和身邊人造成了什麼影響與看法。《KJ音樂人生》記錄了黃家正年少時期的音樂成長之路，也記錄了他當時極不願意公開的事情，包括家事，儘管自己再三與導演談判、抗議，甚至尋找有法律背景相關的人士幫忙，但事情並不如願。紀錄片上映，他所預想的事情也逐一發生，包括與父親的關係一度走到破裂的階段，有家歸不得，同時也經歷一年休學等等……這部紀錄片上映至今，已超過十餘年，從黃家正的文字中，也讀到了沉澱過後的思緒。一件事的走向，並非一人而至，他沒法改變導演的想法，只能為自己的選擇一一承擔，也用成長和時間去療癒過去帶來的傷痛。

《KJ音樂人生》劇照

　　電影或是一個引子、或是一面鏡子，將你、我、他、她、它的生活故事，濃縮成一個兩個小時的片段。然而，這兩小時的片段所帶來的漣漪有時或會超乎想像，不管是對當事人，還是看故事的人。

　　紀錄片的道德之說一直是爭議之處，也說明了人性與考驗無處不在。黃家正在文章裡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任何剪輯的紀錄片角度，在本質上一定是帶有主觀性，而且是fragmented（片段性的事實。）」確實如此，紀錄片與新聞不同，並非秉著揭露某些事情為本，然而像《給》這類創意式紀錄片（Creative Documentary）更與拍攝大自然弱肉強食的世界有所不同，當中所涉及的是人，而故事的構成正是一個寫故事的人，然而這個寫故事的人，又是否能放下ego，說好另一個人的故事呢？

　　過去，也有不同紀錄片牽涉到被拍者的尊嚴問題，如《麥收》、《熊人》等，然而導演則擁有其話事權與選擇權。最終還是回歸問題——究竟是人重要，還是作品重要？紀錄片本身沒有錯，而背後的攝製團隊所花的心血與努力也無可厚非值得尊重，但尊重與包容是互相的，也是必須的。

　　常說，戲如人生、人生如戲；人之所以喜歡看故事，是因為故事好看，既想從中找到共鳴，又想找到靈感和反思，衝擊自己的生活，這或許也是紀錄片／電影帶來的意義。若以一句話作結，不如就用黃家正在文章中引用狄娜的一句話：「世上所有的邪惡也掩蓋不了我心中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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