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2-01
保外儲 還是保匯率?
在筆者看來,八一一匯改是一個敗筆。中國人民銀行於2015年8月11日啟動匯率改革,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幾天內貶值下挫近5%。
當時央行這麼做,是向正在考慮將人民幣納入SDR的IMF顯示其對自由匯率浮動以及中國匯率改革的承諾。人民銀行在匯率貶值上邁出了一小步,在對國人信心的打擊上卻是一大步。人民幣單邊升值的心理預期迅速消失,資金通過各種途徑出走海外。一度被嫌多的外匯儲備迅速下降,下降到監管部門不得不推出各種限制來放緩資金外流的趨勢。愈限制,資金愈恐慌,外流愈嚴重,資金跨境流動的限制愈嚴苛,形成惡性循環。今日與一年半前相比較,中國在資本項目的開放退步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透明度在下降,資金跨境流動的行政干預大幅增加。除了加入了一個無關痛癢的SDR籃子,匯改並未達到預期的目標,卻遺下了許多隱患。
匯改的第一個後遺症,是終結了國人對人民幣單邊升值的預期,導致外匯儲備的迅速流失。其實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貨幣是只升不跌的。改變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的剛性預期是應該的,不過處理手法上有待商榷。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幾乎連升了十餘年,人民幣多倉在市場上造成了一個堰塞湖,一旦預期改變,堰塞湖的動能十分可怕。其實美元、日圓、歐元每年都會有幾次5%以上的匯率波動,只是這種波動在預期之中,也就不會造成市場過度恐慌,企業和基金也有足夠多的金融手段去對沖風險。匯改的失策,在於對預期改變所帶來的資金流動突變缺乏心理準備,更沒有在政策路線圖上充分準備,於是最終被市場牽著走,只能被動地使用行政手段應對。
匯改更大的後遺症,是改變了貨幣政策的大環境。中國的貨幣政策,受到外匯儲備變動的影響很大。前幾年資金大量流入,央行被逼收匯,成為國內貨幣超額發行的重要原因,也是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的政策底氣。如今外儲突然大幅下降,央行被迫收縮基礎貨幣發行,構成被動式的政策收縮。去年第四季度中國資金成本驟升,債市甚至爆出危機。
外匯儲備下降,在筆者看來已經不僅僅是維護匯率穩定的彈藥有多少的問題,而牽扯到了整個貨幣大環境,觸及金融系統性風險,事關整體經濟穩定了。保外匯儲備,實際上是要維持內部經濟貨幣環境的穩定,茲事體大。
筆者看來,貨幣當局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大致明確:匯率穩定很重要,但是當匯率穩定和外儲穩定之間必須作取捨時,央行會選擇保外儲,保外儲是為了維持經濟和增長的穩定。但是,中國的匯率政策又不是中國人民銀行可以完全說了算的,中南海握有最終決定權。
2017年對於中國是一個特殊的年份,中共十九大召開,維穩大過天,政策上絕對不允許匯率波動影響到經濟穩定、社會和諧。於是,保外儲還是保匯率的問題,可能時不時地浮現出來,估計政策要在兩者之間搖擺。當經濟形勢穩定的時候,匯率維穩便成為政策目標;當經濟出現下滑,貨幣政策在「穩健中性」之上必須加一把火候,則需要保外儲,擴大貨幣發行、擴大信貸。
蒙代爾的政策不可能三角理論,在中國討論得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多,因為此理論切中目前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要害。資本自由流動、穩定的匯率和自主的貨幣政策,三者不可兼得。八一一匯改的不成功,恰恰是央行既要堅定地保持自主的貨幣政策,又想要增加資本的自由流通程度,最後又想回到控制匯率的老路。自主的貨幣政策當然是不可動搖的。剩下的兩角演變出來便是保外儲還是保匯率的抉擇。
筆者認為,在保外儲和保匯率之間,北京最終會選擇保外儲,維持基礎貨幣供應的穩定,維持經濟增長所需的貨幣環境。這個抉擇的時間點,暫時還不好判斷。畢竟2017年秋季的中國共產黨十九屆代表大會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時點,經濟維穩任務沉重,短期政府也許要在外儲與匯率之間,因應經濟起伏而作微調,今年人民幣匯率貶值估計不像去年那麼多。
不過捨匯率保外儲這個大方向,從中期來看應該不會錯。人民幣匯率依然被明顯高估,出口企業的競爭力依然受壓,海外消費、海外投資依然顯得便宜。在行政干預之下,保外儲有短期的可行性,但是未必是長久之計。通過行政手段為資金跨境流動設置障礙,可以暫時性地紓緩匯率的下行壓力,只是這會激發資金尋找其他途徑外逃的欲望。
人民幣匯率尋底過程仍需要發生,惟有市場對人民幣匯率預期大致雙向平穩之後,人民銀行才能重奪政策的完全自主權,外匯儲備才能真正穩定。
有人認為強勢人民幣是強勁的中國基本面的反映,應該維持。其實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的貨幣是只升不跌的。美國是公認的目前復甦勢頭最好的經濟體,又是世界上公認的頭號經濟強國,美元是目前公認的強勢貨幣,可是金融危機前後美元也曾有過持續大幅貶值的時期,美元貶值恰恰成為美國經濟復甦的催化劑。美元上一輪暴貶,並沒有影響其國際貨幣的地位,等經濟復甦了匯率照樣升。匯率起起伏伏很正常,乃是經濟的一個內在調節機制,乃是經濟壓力的洩洪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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