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平教授在友報的大文「左右之爭與不膠之論」（見本欄周一的評論）中，提出了一個有趣而重要的問題：為甚麼在正規嚴肅的評論界中，「膠論」（即他指的水平低下的言論）如此充斥？

 

日前李慧玲遭解僱的事件，正可讓讀者思考分析事情的邏輯與證據的關係。

 

　　這是一個標準的經濟學問題，但答案可深可淺。要解釋網上的膠文數量眾多，並不困難。寫膠文比寫有根有據的文章容易得多，產量自然高企。況且讀者多寡與作者的寫作動力似無強烈關係，這正如在公廁的門上，往往遍布塗鴉，「讀者」會否明白或欣賞其內容，根本無關宏旨。一些報刊上八卦娛樂新聞內容可能全無憑據，但一樣受人歡迎，要解釋此點也無難處，讀者追求的根本不是嚴謹的分析，而是滿足八卦心理。困難的是要解釋，沒根沒據，全靠臆測「嗡得出就嗡」的文章，也大量在理應嚴肅的政治評論中出現。

 

　　此類文章的供應充足，並不難理解，因為不去找尋根據的文章總比做過研究的文章易寫。但為甚麼讀者對此類文章有需求？市場力量為甚麼淘汰不了劣質的文章？這才是困難之所在。

 

滿足閱讀膠論　難分是非曲直

 

　　在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中，某人可得到多少報酬，主要取決於他對所屬機構貢獻多少，而後者又要視乎他的能力及工作態度是否認真等等。在此種社會中，大家有足夠的誘因努力工作並提升自己的能力與知識，因為這些都會導致他們所獲的報酬上升。但假若社會中的報酬系統失靈，大家都捲入所謂的「尋租」或「搵著數」活動，都在搶奪資源，而資源如何配置，並不考慮當事人有多大貢獻，而在於其鬥爭技巧是否熟練，那麼漸漸地很多人都會把精力投放在對自己有利但對社會無益的非生產活動上，久而久之，這些人也會形成一種「尋租」集團，學懂黨同伐異，人生目標便是據有別人努力生產的成果。此種局面，在文革中出現過，「讀懂數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要讓位給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紅小兵。在香港的政治市場中，參與者的回報又如何會與嚴謹的分析掛鈎？他們需要的是符合其立場的文章，分析是否有據，是很次要的需求。

 

　　這種情況會帶來甚麼後果？現代社會是「食腦」的社會，喜歡或滿足於閱讀膠論的人，日久腦袋會退化，分不清是非曲直，他們本人的事業容易受到挫折。但香港總也是一個理性社會，崇尚理據的人仍是主流，這樣便會造成社會中的一道鴻溝，肯事事獨立思考對別人言論抱批判態度的，事業上較易成功，與此相反的，則容易失敗，兩類人的收入會出現差距。要記著，批判精神並不等於事事攻擊別人，而是對甚麼觀念都先掛上一個問號，並且努力找尋自己的答案，把這個問號踢走。但假若整個社會都變得不崇尚縝密的理據分析，大家會慢慢墮入「均貧」的陷阱，在全球化的競爭中遭別國打下馬來。

 

　　不崇尚理性，尊重科學精神，很多時都會使已方跌入困局。再以近日熱炒的「新聞自由是否受到干預」為例。我認識的傳媒中人，大部分，尤其是資深的，頭腦十分清醒，但無可否認，亦有一部分人思想渾鈍。就李慧玲離職一事，因為她拿不出絲毫的合格證據說新聞自由受到干擾，在法庭上或學術界中，她的指控便不能成立，社會中的主流反應也認為如此。但傳媒中竟有人為此強辯，其內容不外兩點：

 

努力尋求證據 莫濫用自由精神

 

　　（一）可以合理懷疑政府會為此額手稱慶。但就算此事屬實，也只能說明政府有干預新聞自由的動機，不等於它有行動。例如三十多年前列根總統被行刺，當然想他死的人不知凡幾，是否這些人都等同是行刺他的人？

 

　　（二）政府是高手，干預的證據很難找到。若是沒有證據，你又憑甚麼說這次是政府出了手？若你真的相信政府有干預，更不應自廢武功，努力搜證可也。在未有證據前，強撑下去反會使大眾反感，懷疑你過去的言論都是沒根沒據的。況且搜證困難絕非傳媒獨有，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中，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尤其是後者，基本上是便是學者的主要工作，有不知多少項搜證工作是難比登天的，但學術界若有人因搜證困難而說不用證據也可得出結論時，必會被人恥笑。

 

　　自由與新聞自由是需要捍衞的，但新聞界中人必須自我檢討是否自己在破壞新聞自由。當他們認為不講證據胡亂指控別人也屬新聞自由時，必會引起反彈，反而更多的人要限制他們濫用的自由。這正如美國人有擁有槍械的自由，但當有人用槍狂射，亂殺無辜時，社會也會出現限制擁有槍械自由的聲音。新聞界是第四權力，必須堅持科學精神排除膠論。

 

轉載自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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