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香港電影推上殿堂地位！回顧電影學者大衛博維爾對港產片的啟示

　　香港電影過去數十年取得輝煌的成績，不單在各個華人地區廣受歡迎，於東亞的日本、韓國，以至歐美各地，都有不少捧場客。不過，主要藉動作片打進外地市場的港產片，早期為人稱道的還是其娛樂性，往往給西方觀眾難登大雅之堂的感覺。後來讓他們認識到港產片的藝術成就，貢獻最大的可能要算是美國電影學者大衛博維爾（David Bordwell）。

大衛博維爾曾多次前來香港觀看電影和結交影圈中人。（網上圖片）

　　博維爾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電影研究教授（於2004年退休），他與妻子Kristin Thompson合撰的《Film Art: An Introduction》（2024年，第13版，McGraw-Hill出版）一直是大學電影課程常用的教科書。他也是研究電影大師如小津安二郎、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和德萊葉（Carl-Theodor Dreyer）等的專家，但他同時對被視為通俗娛樂的港產片十分著迷。

　　博維爾與香港電影的淵源可追溯至1973年，當時他已在威大任教，有一天走進一家破舊的戲院，買了套票觀看同場放映的港產動作片《天下第一拳》（1972年，鄭昌和導演）和《精武門》（1972年，羅維導演），感到震驚不已。自此他一直關注香港電影，自1995年起，他每年均會在香港國際電影節舉行期間訪港，既觀看大量新舊港產片，也結識了不少本地的電影工作者和影評人，對香港電影的認識更為深入。到2000年，他出版了《Planet Hong Kong: Popular Cinema and the Art of Entertainment》（修訂版，2011年，Irvington Way Institute Press出版，在www.davidbordwell.net網站有pdf版本可供下載）一書，向西方影迷推介香港電影，尤其著重分析較商業化製作中的藝術成就，即所謂「娛樂的藝術」。適逢該書中譯本《香港電影王國──娛樂的藝術》的修訂新版（何慧玲、李焯桃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出版）於10月推出，我們不妨藉此機會回顧博維爾對港產片的一些重要觀點。

《香港電影王國──娛樂的藝術》剛於上月推出了修訂新版。

　　首先應該說明的是，讀者或會覺得《香》書的內容稍欠完整，對香港電影中某些重要範疇著墨不多，但博維爾其實無意撰寫全面介紹香港電影工業或歷史的書籍，而只是就著自己有獨到見解的港產片課題寫成文章。另一方面，英文原著的目標讀者是西方影迷，而非香港人，因此部分章節（如香港社會發展和電影業的背景資料和個別電影工作者的生平）對資深香港影迷來說，大概不算新鮮。不過整體來說，博維爾在書中的觀點依然精闢，值得香港影迷參考。

　　書中第一章開宗明義以「盡皆過火，盡是癲狂」（All too extravagant, too gratuitously wild）為題。這個句子原本出自Roger Greenspan 1973年在《New York Times》評論《天》片的一篇文章，或可概括西方影評人早期對香港動作片的總體印象。不過，博維爾卻認為：「香港電影容或煽情與縱樂，也集吵鬧與愚昧，血腥與怪誕於一身；但香港電影亦敢於破格，技巧純熟，訴諸情感亦坦率直接……其實都飽含出色的創意與匠心獨運的技藝，是香港給全球文化最重大的貢獻。」（《香》書第3頁）

　　博維爾在書中首先從工業營運的角度剖析香港電影業早期逐漸茁壯的因素，指出在上世紀50、60年代，香港取得來自星、馬的資金，電懋和邵氏等大公司成立，創立了垂直整合的運作模式，即由製作到發行到放映都由這些公司包辦，讓市場具有極高的穩定性。另一方面，各種社會文化和地緣政治因素令香港的國、粵語片於那個時代在各個華人地區廣受歡迎：「海外觀眾愛看港片，香港變成滿足移民想像力的中心……這個亞洲中轉站成為鄉愁的對象，不少電影把這難民城市充滿活力的景象與聲音，都一一記錄下來。」（第53頁）

　　於是，香港在1960年代初成為東亞最大的電影輸出地，龐大的市場需求令香港電影業一度有驚人的生產量，香港導演只要有故事、預算和演員陣容，就很容易取得資金開戲。博維爾認為，香港電影人多產反而是令到佳作不斷湧現的原因之一。他以小津安二郎和尊福（John Ford）為例，指「大量生產的影業能讓真正才華橫溢的導演，有機會經常拍片，磨練成為大師」（第107頁）。同時，產量龐大也導致同業互相「借橋」。博維爾舉的其中一個例子是龍剛導演的《英雄本色》（1967年）取材自賴夫尼路遜（Ralph Nelson）導演的《喋血街頭》（Once a Thief，1965年）；龍的作品又是吳宇森版本的《英雄本色》（1986年）的藍本──兩部《英》片都成為了香港電影的經典名作。

博維爾指《天羅地網》雖然抄襲《義膽雄心》（The Untouchables，1987年），但情節更緊湊，暴力場面也更火爆。（網上圖片）

　　對博維爾來說，港產片因市場和行業生態而造成的局限（不少人視之為缺點）反而是它們最具吸引力的地方。舉例來說，荷里活拍攝動作場面的主流方法，是使用主景鏡頭拍下整個過程，再以補充鏡頭重拍個別環節，但1960年代的香港電影大多沒有詳盡的分鏡頭劇本，動作場面臨場設計，導演因而會使用「分段拍攝」（或稱「逐鏡拍攝」）的方法，把打鬥分成數小段，每段以3個中遠鏡呈現動作，最後或許以「鬆出」（zoom-out）的遠鏡作結。比起荷里活的方法，香港模式的影機位置千變萬化，還產生準確的視覺效果。除此以外，博維爾還用其他多個製作環節作論證，得出結論：「香港相比荷里活，也許更生動地道出了通俗電影在限制與自由之間辯證的特點」 （第107頁），因而具備大膽創新的朝氣。

　　博維爾分析電影的其中一項拿手好戲，是詳細計算個別鏡頭的長度，仔細到或會以菲林格數為單位（適用於昔日仍以菲林拍攝的電影），用作研究攝影和剪接技藝。書中最詳盡的一個例子是《執法先鋒》（1986年，元奎導演）中羅芙洛為4個疑犯戴上手銬的打鬥場面（第190至193頁）。這場戲拍了18個鏡頭，僅持續24秒，作者在書中以29張連環圖片和大量文字作解說，指出電影用上了港產動作片常見的停／打／停形態，並且認為論活潑和巧妙，這24秒遠勝荷里活同類製作。

本書以連環圖片分析《執法先鋒》中羅芙洛的24秒打鬥動作，說明港產動作片獨特的動態。（網上圖片）

　　當然，博維爾對港產片的欣賞並不止於動作片的製作技藝，一些較藝術化的小眾製作同樣獲得他的好評，書中佔篇幅較多的是王家衛。博維爾認為，王的作品其實深深紥根於類型，因為王早期做過電視編劇，還寫過50個電影劇本。「他老練精緻的處理，他理直氣壯捕捉強烈亦溫柔的青春感覺時所作的一切努力，在在證實他對香港通俗傳統不離不棄。」（第224頁）

　　博維爾不幸於去年逝世，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為了記念他對香港電影的貢獻，在12月至1月間舉辦名為「點止癲狂過火：博維爾看香港電影」的影展，選映12部獲得他推崇的港產片。這批作品之中，既有影展常客的經典名作如《忠烈圖》（1975年，胡金銓導演）和《喋血雙雄》（1989年，吳宇森導演）等，也有大師級導演未算最受好評的作品如劉家良的《十八般武藝》（1982年）和徐克的《刀馬旦》（1986年），過去未獲嚴肅影評人認許的賣座電影如《警察故事》（1985年，成龍導演）和《賭神》（1989年，王晶導演），以至一直滄海遺珠如《天羅地網》（1988年，黃志強導演），值得港產片影迷嘗試用博維爾的視角重新賞析。

轉載自藝術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