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4/2023

寫故事的人,如何說好另一個人的故事?《給十九歲的我》獲最佳電影:從爭議中看故事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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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Helena Hau Photo: 官方網站

  周日晚(16日),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舉行了頒獎典禮,一如既往,紅地毯、頒獎台上均星光熠熠;而大家最為關注的其中一個獎項——最佳電影,由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奪得。

 


《給十九歲的我》劇照


  《給十九歲的我》由張婉婷導演執導,原本是母校的委託作品,記錄校舍搬遷下,校園及學生的變化,不過影片隨後演變成一部以人物故事為主的紀錄片,記錄了6位英華女校的學生的成長故事。影片從2011年開始拍攝,前後長達十年,不僅記錄了這群千禧年代的女生的校園生活、課外活動、家庭、朋友的互動,紀錄片也橫跨了這十年以來香港的社會事件,側面描寫動蕩下的時代故事。

 


《給十九歲的我》劇照


  影片原本為內部放映,後來舉辦多場優先場,以及正式上映;票房、好評接踵而來,同時也獲得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的最佳電影獎,如此看來,一切均是往正面方向發展,但爭議也隨之而來。其中一位主角阿聆撰寫了一篇長文,並交由《明報周刊》獨家刊登;當中她提及作為受訪者一直反對電影作公映,並與當時所理解的紀錄片是供製作DVD給校友作紀念有出入;同時,亦提及電影首映後,因壓力尋求心理醫生,醫生診斷後表明作品「不適合放映」等控訴;除了阿聆,另一位主角阿佘也有提及自己曾拒絕拍攝,但卻被說成反叛,也表示不想公映,但在上映前,選擇了妥協;除此以外,有「牛下女車神」之稱的李慧詩也發文表示,自己是被通知出現在紀錄片內,質疑當年取得訪問的途徑與拍攝手法,而這也成為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給十九歲的我》在上映不久後,便因爭議宣布暫停放映。


  自紀錄片出現對拍攝倫理及手法等問題的爭議之際,輿論一度發酵,讓原本好評如潮的影片就如過山車一般,直上直落;有人表示若看電影就是助紂為虐,也有有網民針對是否有觀看性發起投票。有類似經驗的音樂家黃家正也在社交平台撰寫了長文「你才是你人生的主角」,講述當年因拍攝同為紀錄片《KJ音樂人生》(KJ:Music and Life)後,對自己的生活和身邊人造成了什麼影響與看法。《KJ音樂人生》記錄了黃家正年少時期的音樂成長之路,也記錄了他當時極不願意公開的事情,包括家事,儘管自己再三與導演談判、抗議,甚至尋找有法律背景相關的人士幫忙,但事情並不如願。紀錄片上映,他所預想的事情也逐一發生,包括與父親的關係一度走到破裂的階段,有家歸不得,同時也經歷一年休學等等……這部紀錄片上映至今,已超過十餘年,從黃家正的文字中,也讀到了沉澱過後的思緒。一件事的走向,並非一人而至,他沒法改變導演的想法,只能為自己的選擇一一承擔,也用成長和時間去療癒過去帶來的傷痛。

 


《KJ音樂人生》劇照


  電影或是一個引子、或是一面鏡子,將你、我、他、她、它的生活故事,濃縮成一個兩個小時的片段。然而,這兩小時的片段所帶來的漣漪有時或會超乎想像,不管是對當事人,還是看故事的人。


  紀錄片的道德之說一直是爭議之處,也說明了人性與考驗無處不在。黃家正在文章裡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任何剪輯的紀錄片角度,在本質上一定是帶有主觀性,而且是fragmented(片段性的事實。)」確實如此,紀錄片與新聞不同,並非秉著揭露某些事情為本,然而像《給》這類創意式紀錄片(Creative Documentary)更與拍攝大自然弱肉強食的世界有所不同,當中所涉及的是人,而故事的構成正是一個寫故事的人,然而這個寫故事的人,又是否能放下ego,說好另一個人的故事呢?


  過去,也有不同紀錄片牽涉到被拍者的尊嚴問題,如《麥收》、《熊人》等,然而導演則擁有其話事權與選擇權。最終還是回歸問題——究竟是人重要,還是作品重要?紀錄片本身沒有錯,而背後的攝製團隊所花的心血與努力也無可厚非值得尊重,但尊重與包容是互相的,也是必須的。


  常說,戲如人生、人生如戲;人之所以喜歡看故事,是因為故事好看,既想從中找到共鳴,又想找到靈感和反思,衝擊自己的生活,這或許也是紀錄片/電影帶來的意義。若以一句話作結,不如就用黃家正在文章中引用狄娜的一句話:「世上所有的邪惡也掩蓋不了我心中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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