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爾本的戰爭紀念館（Shrine of Remembrance），1934年落成，既有明顯希臘風格，卻又帶點埃及設計的建築。

　　館內壇上擺著陣亡將士的紀念碑（Stone of Remembrance）。每年11月11日即陣亡將士紀念日（Remembrance Day），透過建築的精心設計，當天11時正，一抹陽光會從屋頂上的窄縫照落石碑，石碑上刻有節錄自《聖經》的「Greater Love Hath No Man」（原句是「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這是紀念澳洲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大英帝國光榮犧牲。

　　為甚麼澳洲人，尤其是墨爾本人，願意為大英帝國賣命呢？殖民初期的澳洲一如美洲，人們不願走到內陸地區居住，喜歡沿著海岸城市群居。最密集之地是墨爾本，40％維多利亞省居民住在這裏，相比於澳洲各地定居的人數，這裏聚集了不成比例的人口。原因其實和黃金有關，若說棉花貿易激活了當年的孟買，黃金開採便將繁榮融入了墨爾本。

　　1851年，更提出以200基尼金幣，獎勵第一個在城市320公里內「淘」到金的人。一夜之間，墨爾本由殖民社區變成金礦之城。接下來的10年，澳洲殖民地提煉了大約2,500萬盎司黃金，竟佔全世界40%產量，佔維多利亞省三分之二，十分厲害！當時有人說墨爾本人的生活，是完全在悉尼看不到的。墨爾本人時時刻刻都在找生意做，而悉尼人則等著生意找上自己。

　　之後的羊毛貿易又帶來另一波的經濟發展。墨爾本人穿得更好，談吐更好，想法更好，總之就是更好，是比單調乏味的悉尼更好的。社交活動頻繁，賽馬更甚，墨爾本杯變成盛會，墨爾本成了「澳洲的麥加」。

　　或許英格蘭白人，不管是傳教士、罪犯，又或逃避迫害和想過新生活者，這些移民至殖民地的人，心中對遠在歐洲的島國懷著濃濃的鄉愁。

  即使是第二代、第三代，他們根本就恨不得成為英國人，這可要多得許多歷史學家，例如Sharon Turner、William Stubbs和Henry Hallam等，大力推廣對大英帝國的高度認同。他們崇拜英格蘭人的血緣、性格和語言，甚至追溯至早期Anglo-Saxon的傳統人。倫敦大學歷史學教授Sir Edward Creasy說︰「我們民族的主要成分是日耳曼的，我們大有理由為自己的祖先感到驕傲……自古以來，『自由』就是我們民族世代相傳的性格，這一點可回溯到日耳曼民族的出現。」

  他們熱衷於把這獨特的Anglo-Saxon遺產，從英格蘭帶到大英帝國裏「住著講英文、自治白種人的土地」上。簡言之，即是澳洲。（下期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