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紀賢的對華立場，其實取決於中美關係？

　　施紀賢（Keir Starmer）這個名字，近年在英國政壇已不再只是一位工黨領袖或潛在首相那麼簡單，而更像是一個被不同力量拉扯、解讀，甚至不斷被重塑的政治符號。英國在「脫歐」之後，國際角色仍在重新定位；而在中美關係走向結構性競爭的今天，施紀賢的對華態度，似乎也不再完全由英國自身利益主導，而更像是夾在中美博弈之中的一個回應。

　　中國有意在皇家鑄幣廠舊址建超級大使館，由於收到不少反對聲音，英國政府的審批決定一拖再拖。有商界人士甚至認為，事件已影響施紀賢月底訪中的行程。這個項目的去留，某程度上被視為現屆政府對華立場的風向標。當然，在不少移英港人眼中，審批只是時間問題，施紀賢亦被視為為經濟利益而「親中」。過去一年，在英港人組織已先後舉行九次示威，反對超級大使館落成，期望能扭轉局勢。

　　超級大使館計劃背後的政治盤算，這裏不作詳論。至於政府是否會因為民間反對而擱置計劃，若從歷史角度看，「香港」對英國而言，從來不是一個足以左右整體外交戰略的核心因素。坊間常有一種說法，指 1997 年香港主權移交的安排，英國在關鍵時刻亦是顧忌美國立場，才作出最終決定。畢竟當年的香港是「生金蛋」的地方，誰會心甘情願地將「金雞」送回？

　　施紀賢所面對的，是一個中美關係高度複雜的年代，這步棋自然不敢輕舉妄動。英國有其歷史包袱與現實考量，脫歐之後，必須重新建立經濟與外交網絡，中國是無法忽視的貿易夥伴；但同時，中國亦是英美共同關注、甚至警惕的對象。這種結構性的「進退兩難」，令施紀賢的對華立場看似時而強硬、時而保留，實際上卻高度流動。這種搖擺，未必源於他個人強烈的意識形態偏好，而更像是一場現實政治下的平衡計算，在維持與美國的緊密盟友關係，與保障英國自身經濟利益之間，反覆權衡。

　　當美國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策略時，英國不太可能選擇與美國背道而馳；而當全球供應鏈壓力、能源與氣候合作等議題需要中國參與時，英國也不可能完全拒絕與中國對話。這就造成了一種看似「模糊」的政策 ，既不全面對抗，也不純然合作，而是帶著一種小心翼翼的節奏。或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施紀賢的對華立場，與其說是現屆政府主動作出的選擇，不如說是在中美關係定調之下，英國外交空間被壓縮後的現實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