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中教學及做研究的學者，絕大部分都不會喜歡政治走進校園，干預到學術及言論自由，但他們同時又對不同政見的人多抱有包容態度，認為這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不過，這有個界限，若握有生殺大權的校方高層有強烈的政治立場與傾向，不少學者都會有疑慮，所以我一向反對政治立場鮮明的人當大學的高層，因這容易引起校內惡鬥，不符大學利益。據此原因，我曾在友報撰文勸陳文敏不要趟這渾水，當甚麼副校長。當然，我人微言輕，起不到甚麼作用。

資歷不夠 需學術成就補足

　　正如所料，此種形勢必有惡鬥，兩方的敵對政治力量看來都有介入，據我所知，其教員中亦有頗分化的意見。在港大的校委會中，顯然相反的意見同時存在。在惡鬥中，有關陳文敏的背景資歷細節，也會被無限放大。一般而言，有關人事的討論在大學中都是絕對保密的，細節有無被放大，外人無從得知。不過，其學生會會長竟把部分機密的討論公開，媒體更以十分外行的角度評頭品足，學界中人便有責任向公眾解釋大學的運作，以免公眾被誤導。我無興趣評論港大校委會中非學者的觀點，只對有學術背景的校委的觀點有興趣，資料來源只能倚靠被李國章評為「大話精」的學生領袖所發放的片言隻語，雖則不敢肯定其完整性，但一聽便知道這些學者十分在行，是學術界中常見的觀點。因為學生不懂學術準則，可能不經意的斷章取義，我這裏試圖從學界的常見邏輯補回發言者的原意。

職位掌人事升遷 學歷成關鍵

　　博士學位是否必須？這要看情況。博士學位在大學中只是低標準的入場券，算不了甚麼。在特殊情況下，沒有博士學位的學者也可備受尊崇。我從前博士論文的導師之一赫維奇（Leo Hurwiez）因二次大戰的干擾，並無博士學位，但他在系內地位極高，後來更獲得諾貝爾獎，自然無人理會他有無博士學位。沒博士學位的，若要得到其他教授的信服，便必須有比別人高的卓越學術成就，問題是陳文敏是否滿足到這條件？

　　若陳所希望得到的職位是管房屋、設施、財務等的純行政副校長，我相信沒多少會理會他的學術成就或有無博士學位，但學術人事副校長理論上是一個可操教員升遷僱用生殺大權的職位，外人雖不知將來其首席副校長如何與這副校長分享權力，但這涉及對不同教授的學術評價卻是肯定的。少林寺的方丈或達摩堂首座在眾人眼中必須是武功高深的，與知客僧的領班要求完全不一樣。少林僧眾對達摩堂首座必甚為挑剔，教授若對陳的資歷有疑慮，他就算當了此職，將來也容易受到沒完沒了的挑戰。

　　學界對某人的學術評估，除了從同行專家的隱名評估中可得專業意見外（與他共事過或合作過的學者的評估一般會被視為不夠獨立，要打大折扣，價值不高，有媒體找來他的合作者的支持言論，有點不知所謂），多會重視他出了甚麼書，是否在最頂尖的期刊發表過文章，及論文的被引用率。李國章與陳坤輝二人都當過校長，當然都深明此理。我沒空搞清楚法律專業哪些學報最頂尖，所以用更直接的方法到谷歌學術搜尋去找一找陳的被引用率，他現時的被引用率（扣除了姓名相近但不同專業的學者的被引用次數）大約有400次，這是否足夠？

保密制度可避免同時反目

　　不同的學科的引用習慣不同，例如傑出的醫學教授被引用得較多，社會科學的則較少，二者不可等值相比。經濟學中引用過一兩千次的，便算有些身份（年輕學者例外，因他們尚未有時間積累引用率），法學研究又如何？我不知道精準的答案，但我自己的論文常有法律論文引用，使我十分驚訝，可推斷法律學者引用別人時也頗「濫」，他們自身文章的引用率不應太低於經濟的。

　　盧寵茂（據學生所言）說陳的資歷連助理教授也不如。在大學中，有成就的大學者這樣評價別人，隨處可見，我認識這類人不知多少，但敢說這些話的人本身必須是大學者，否則必被反擊，仇人遍地。盧有無資格說此話？我翻查了盧的引用率，總數大約二萬多，最好的20篇文章加起來便被引用過11,577次，雖然醫學與法學的引用率不同，我們難以認為他不夠資格說出上述的話語。

　　大學教授有專業責任誠實說出他們對別人的專業評價，但這是很傷人，容易反目成仇的事，所以保密制在大學中是不可或缺的天條，用處正是使各同事仍能和諧共事。一旦有仇怨，一個系，或一間大學的學術成績，是可以被拖垮的，我在美國便見識過此種情況，所以在科大經濟系與其他同事都一起努力，從未出現過辦公室政治或仇怨。樹欲靜而風不息，現在看來，港大的校委有分裂，教員之間可能也分裂，這不會是好事。我甚至相信，反對陳文敏的校委，可能十分歡迎學生對此事搞司法覆核，因為他們深信必勝無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