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跟一些在香港生活的外國人討論過，他們普遍覺得我們香港人每個都非常忙碌，開口埋口都是沒有時間，或者因為太多事情處理而遲遲未能確定約會的時間和人物地點，又或者早早已安排好幾個星期甚至一整個月的活動，12 月提出約會，卻要排到 1月後才有時間安排，最後便不了了之約會不成。外國人表示，在他們的生活圈子裏，約會想出席就出席，回覆甚少拖泥帶水。跟香港人約會的經驗，讓他覺得香港人好像都患有「承諾恐懼症」，不知道為何總是不願意對聚會許下承諾，但對工作的應酬飯局或高層的邀請就快快答應兼不敢爽約。說穿了，其實都是跟自身利益有關，不一定是跟錢銀有關，可能是約會的地點跟自己的辦公室或住所的遠近；出席聚會的陣容是否吸引；聚會的節目；爽約後高層對自己的印象等等。

　　換轉在其他國家及社會，情況又是否一樣？我們在旅途上也參加過不少聚會，即興的、預先約定的也有。根據我們的個人體驗，在大城市的人是比較難約，特別是在歐美地區的倫敦、紐約、巴黎等地，日期及時間上的遷就是有相應的難度，可能生活比較多姿多采，工作也很繁忙。在小鎮或偏遠地區的朋友，生活上未見得特別空閒，可能沒有大城市的多姿多采，約會的安排也很順利。而且我們遇過的人當中，大部分都沒有外國人提過的「承諾恐懼症」，大家都爽快乾脆地回覆。以下分享其中跟外國人安排約會的兩個例子。

智利聖地牙哥—同事Cristian一家

　　我們從智利南部開始長路回家，先沿南美洲西岸一路向北，花了兩星期，又回到了KJ南美之家聖地牙哥。在這裏，主要活動是KJ跟聖地牙哥的好友們作最後道別，其中一班很重要的人是KJ同事Cristian和他一家人，在異鄉兩年，KJ雖交遊廣闊，但大多數都只是泛泛之交，跟Cristian共事年半，如果他不偷懶請假的話，一個星期見足六天，大家慢慢由同事變成朋友，Cristian也是KJ的智利式西班牙語老師，他純正的智利口音和機關槍式的說話速度，是KJ西語進步神速的主要原因之一。Cristian又把KJ帶到他家，KJ從此多了一群智利的「親人」。

　　由於長路回家途上的變數太多，我們只能於兩天前才能跟Cristian一家確定回到聖地牙哥的日子，我們一直在whatsapp的群組內聯絡，Cristian媽媽Silvia已一早下令各人必須出席這次道別大會，該星期晚上7時後都不准約人，神奇的是，眾人都乖乖聽話，沒有異議。到最後確定聚會的日期、時間和地點，各人都能赴會，連出名忙於讀書和認識女孩子，因此經常「放飛機」的Daniel（Cristian的外甥）也有出現，大家的眼鏡碎片跌遍地。KJ半好奇半「抽水」問Daniel：「謝謝你抽時間來跟我說再見，聽說你好忙啊，是不是？」Daniel霸氣回應：「一早應承了來便一定來，我是男人，講得出做得到！」那年，他只有17歲。

哥斯達黎加的沙發主人Poncho

　　Poncho其實是我們在哥斯達黎加Monteverde主人Evan的室友，由於Evan工作比較忙，所以我們跟Poncho的相處時間較多。Poncho是一位餐廳侍應，但他的工作時間是每天下午4時至8時多。他的生活非常悠閒，早上至下午在家中享受人生，或是出外走走，然後上班，放工後到酒吧跟好友把酒談心。

　　Monteverde有一個很出名的國家公園Santa Elena，這也是我們到訪的目的。跟Poncho提起我們打算幾天後到公園遊覽，他即說他可以帶我們去，因為公共交通非常不方便，一天就只有一兩班車，坐他的車則可隨時出發，他酌量收我們一點油錢，亦會當我們的嚮導，我們隨意地說： 「好呀！」直到約好的那天，我們都再沒有提及遊覽國家公園之約。當天早上，Poncho為我們精心炮製了早餐，跟我們說：「吃過早餐便出發了！」我們才記起當天約了他去遊國家公園，過去幾天節目太豐富，我們都幾乎忘了與Poncho的約定，但在他的心目中，那天說了便是，不需要再三確認，更不需要溫馨提示。

　　翌日，我們跟Poncho說我們想玩溜索(Zip Line)，他又立即應承帶我們去，看來他的生活真的自由，隨時應約絕對沒有問題。

　　我們在路上跟當地人的聚會安排上非常順利，其實可能是因為我們只是短暫停留的過客，我們的相遇是有限期，之後不知道何時何地才能再見，因此顯得特別難得及珍貴。換轉角度在香港，若果那位外國人即將離港，短期內也不會回來，這時候提出聚會，安排上應該會更順利，「承諾恐懼症」病發的機會應該不高。說到底，這也是跟自身的利益有關，因為將來未必有機會再相見，所以在他離去前就要把握機會應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