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湧現一個名詞叫“M型社會”，提出者是日本學者大前研一。此君擁有麻省理工學院核能工程博士學位，其後任職商界，專長跨國企業市場策略、海外投資、組織系統及經營方針規劃，一向敢言，以逆向思考方式挑戰傳統。

　　他所說的“M型社會”，本是形容日本貧富懸殊現象，指低下階層及高收入人士增加，原屬社會主流的中產階層則日漸消失，整個社會的財富分配不均，跟“M”的字型一樣，左右兩邊的窮人和富人不斷增加，中間的中產者則向下流失。

　　其實貧富懸殊現象，古已有之，於今為烈，所謂“M”型，只是舊酒新瓶，把“貧富懸殊”貼上新的標籤，但那個“M”字，的確很形象化，難怪突然之間，講“M型社會”成為時髦的學術名詞和玩意。而事實上，適用於日本的“M型社會”，也愈來愈適用於香港，因為隨著經濟結構轉型，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已日趨嚴重，一般論者都認為這是香港特區政府首要之務。

　　如果不采用馬克思的階級分析，“中產階級”不是指那些協助資本家的工商管理專才，“M”型的中間部份是那些中等收入人士，即俗語所說的“夾心階層”。說他們是中等收入，其實也不甚貼切，因為今時今日的貧富懸殊，與昔日已有所不同，因為貧富懸殊已不僅是財富和收入之間的分別，而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富人具有令財富得以增長和累積的條件，窮人與夾心階層則無，所得收入除了應付基本的生活開支，平日的生活享受也有限，能儲蓄的錢也不多，若想買樓自住，根本負擔不起日益高漲的樓價。

　　目前香港的貧富懸殊，的確較英國、加拿大、新加坡等國家嚴重，但即使是步入“M型社會”，也只是病徵初現，尚未病入膏肓，補救還是來得及的。無論如何，面對“M型社會”的出現，在社會整體上的意義是什麼，對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有什麼影響，都需要從長計議。當下之務，與其議論紛紛，七嘴八舌講貧富懸殊問題，不如采取多些實際行動，例如關注如何協助貧窮人士，在扶貧運動上，應盡快落實“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的立法工作，先要保證在貧富懸殊的社會，低收入階層享有最基本的生活水平，否則戻氣加重，人心動蕩，再難是個和諧社會。

　　如果不喜歡用“M型社會”這個標籤，或者可形容香港的經濟體系已進入經濟學家Michael Porter所提出的“財富驅動期”階段，意味著各方開始走向衰落，逐漸失去競爭力。要扭轉這種情況，當局及有心人士大可從就業和再培訓這兩方面入手，優先發展創新科技和創意產業，或有助縮窄貧富差距。

　　還有另一條出路，是美國傳媒人Lou Dobbs的獻計，認為中產階層必須發聲抗議，縱使工作繁忙，也應主動參與政治，不要政治冷感，以選票決定一己命運，這樣其前途才不再被資本家魚肉，貧富懸殊的死結才能解開。